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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是我的“第二故乡”

我童年时代在江苏读完小学，青少年时代（1947～1957年）的10年间在上海读完中学和大学。我和我老伴李君珊于1957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，同年9月分配到山东济南，到2017年，已有一个甲子（1957～2017年）。山东是我生活、学习和工作时间最长久的地方，名副其实是我的第二故乡。

当年大学毕业生都是实行全国统一分配，我被分配到山东师范学院，我爱人被分配到济南煤矿学校（为四年制中专）。一年后，也就是1958年，济南煤矿学校升格为山东省煤炭工业专科学校，同年我调入该校，在此安身立命，开启了将近半个世纪的“教书育人”生涯，直至1997年退休。我感恩山东8883新莆京，她使我成长为一名全国优秀教师。

退休后，我担任过一段督导，后应邀去浙江大学城市学院（ZUCC）任教（2001～2005年），在4个学年的 8个学期中，共讲授了3门课程（高等代数、概率统计与随机过程、数学专业英语），曾经7次荣获课堂教学质量优秀奖，从而也让浙江大学城市学院的师生们知晓了我们山东8883新莆京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后，1977年恢复高考，我的女儿刘桦考入本校，就读于机电1977级，1982年毕业后留校任教，从此我们一家两代三人在同一所大学任教，成为一段佳话。山东8883新莆京成了我们共同的家园，至2017年，我在此已生活了整整60个年头，我们对学校怀有深厚的感情。

在山东8883新莆京从教的40个春秋

我在山东8883新莆京从教40年（1957～1997年）的教学生涯中，前20年主要从事本科生教学，后20年主要承担研究生（硕士研究生、博士研究生）、留学生教学。在不同时期、不同层次的教学生涯中，既有和我合作共事过的伙伴，也有给我留下难忘印象的学子。

20世纪60年代初，中央出台八字方针（调整、巩固、充实、提高），教育战线提出要贯彻“少而精”的教学原则，加强实践性教学环节，切实提高教学质量。本着这一精神，老师们积极行动起来，精选教学内容，突出重点，重视基础理论与基本知识；加强基本技能的训练和能力培养，增强实践性教学环节（作业、习题课），使学生的运算能力有所提高。在高等数学课程的教学中，实施因材施教，对程度高、学习好的同学，增加一些课外作业；对学习有困难的同学，则集中到教研室，共同纠正作业中的错误，直到他们弄懂为止。

那时候大都是两个班合班上课。我每学年都要承担一个大合班“高等数学”课程的主讲任务，除了对学生的培养外，还要对青年教师进行传、帮、带。当时学校每学期都给我配备 1名助课教师（1965级是张孝令、1966级是许安国、1968级是袁云耀、1970级是王仕仟，还有王雨芹老师等），我和他们合作得都很好，共同完成了教学任务，在培养学生的同时，也锻炼提高了我自己，后来他们也都有了很好的发展与成就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“文化大革命”中后期（1971～1976年）学校招收工农兵学员。这是我国教育史上的特殊时期，学员们通过基层推荐，但没有经过统一考试入学，文化基础较差，教学上相当困难，但是他们的使命感强，勤恳好学。一个班30来人，有的已30多岁，有的则十几、二十几岁，有的是小学文化程度，有的是初中、高中文化程度，还有的没上过学，程度参差不齐，没法在一起上课。我们就采取分层次的办法，分快慢班、外加“开小灶”的办法进行教学。对于当时学习上的“特困户”，就给他们单独“开小灶”，派专人负责一对一帮扶；对于基础较好的年轻学员，则在课堂教学中让他们成为教学双边互动的“领头羊”。那时候老师们很辛苦，一星期要上20多个课时，学生只要有问题，老师们都尽心尽力地予以解答。老师成天围着学生转，教师的辛苦和学生的刻苦程度都很高，师生间的感情也非常深厚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结束后恢复高考，迎来了教育的春天。学校以教学为中心，以学科建设为依托，大力开展教学改革，不仅使教学水平和质量明显提高，而且学校办学水平也有了大的提升，学生们渴望学习的热情特别高，他们废寝忘食、刻苦学习的精神令人难忘，其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1977级学生。

例如，机电七七级机械化班的本科生冯泾若（也是我校的硕士研究生）。在他本科生和研究生阶段，我先后给他讲授了高等数学、工科数学等近10门课程，其中“微分几何”课，还是我单独给他和另一名研究生王晓蓉开设的。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，人类进入信息化互联网时代，面临着知识爆炸和知识更新，作为一名教师，必须坚持不懈地努力学习，扩大和深化自己的知识储备。当时开设的课程中，虽然有些内容我并未曾学过，但凭借大学时代打下的基础，边教边学，均能攻无不克。冯泾若学习的特点是，吃苦耐劳，分秒必争，坚韧不拔且持之以恒，有志者事竟成，毕业后他荣获了煤炭科技一等奖等多种奖项，成为一名煤矿机械方面的技术权威，历任煤科院上海分院研究员、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总工程师、中国煤矿机械装备有限责任公司总工程师等要职，为我国煤炭工业做出了重要贡献。

再如，机电七七级电气化班的汪鸣，他学习上具有很强的主动性和超前性，课前提前预习，并且带着问题学，大学一年级就自主学完高年级的某些课程。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，后来他脱颖而出，首批入选公派赴英留学。

又如，机电七七级电气化班的张常云，对学习有着浓厚的兴趣，特别喜欢钻研，听了一次图论讲座后，次日就写了“四色理论”的文章，表现出初生牛犊不畏虎的胆识和才能，现在已是成就与造诣颇深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……这些优秀出众的学生不胜枚举。

在我从事研究生教学的20年中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学生也有不少，如蒋宇静、黄琦、朱伟春等人。

蒋宇静是一位儒雅书生，还是我的江苏同乡。他学习刻苦，深入细致，精益求精，我给他讲授的几门高等工程数学课程，门门全优，他的答卷几乎是无懈可击。他在环境地层力学、地下资源开采、矿山力控制诸方面造诣颇深，出版专著15部，发表论文260余篇，获得美、日授权的发明专利3项，国内发明专利30余项。蒋宇静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及省部级奖励6项；是教育部“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”学术带头人，日本工程院外籍院士；时任矿山灾害预防控制省部共建“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”主任。

黄琦攻读的是工学硕士，本科是物理专业的理学学士，基础理论功底扎实。她当过教师，钟爱学习，也特别善于学习。她听课时，全神贯注且手脑并用，各门课程成绩都名列前茅。她的听课笔记写得非常完美，几乎可以代替我的授课讲稿，毕业后她赠予我留作纪念，至今我一直珍藏完好。

朱伟春系寒门学子，凭借自己的不懈努力，他一路向上，不断进取。他1993年采煤专业毕业后，下煤矿当了一年工人，次年以高分考入我们学校经管专业硕士研究生，1997年以优异成绩获得硕士学位，同年即考入新加坡国立大学，并获得全额奖学金，再次取得第二个硕士学位后，1999年取得在美国那巴拉斯加林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全额奖学金，毕业后任教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……他的奋发精神与出色成就，令我无比欣慰，我与他成为亦师亦友的忘年之交。

此外，我还给俄罗斯留学生，用中、英双语讲授“数学物理方程”课程。学成回国前，这位留学生将获得的奖牌送给我留做纪念，回到俄罗斯后，他仍不忘师恩，托人送来礼物，这也是两国人民友好的一个缩影吧。